元代柯九思的生年，過去有的書籍上的記載是錯誤的，例如郭味渠《宋元明清書畫家年表》記載為生于元皇慶元年壬子（1312），天歷二年己巳（公元1329年）被拜為"奎章閣鑒書博士"，也就是說，柯九思虛齡18的的時候就擔任了這個職務。這樣，問題就出來了，人雖有天份，大哪有18歲就任"奎章閣鑒書博士" 鈐的呢？顯然，這一記載是錯誤的。那么柯思九的生年應該是哪一年呢？故宮博物院藏元代元代虞集《誅蚊賦》卷，后尾紙上有柯九思的題跋，柯氏名款下鈐蓋了幾方印，其中一方印為"唯庚寅吾以降"，這方印章為他的生年提供了確鑿的證據(jù)。考元代有兩個庚寅年，其一是至元二十七年（1290）年，再一為至正十年（1350）年，柯九思的生年毫無疑問是個庚寅年，即公元1290年。天歷二年己巳時任"奎章閣鑒書博士"已經(jīng)虛齡40了。

再如：關(guān)于石濤的生卒時間，過去一直有不同的說法，傅抱石《石濤上人年譜》和郭味渠《宋元明清書畫家生卒年表》均記載為：生于明代崇禎三年庚午，清代康熙四十六年丁亥78歲尚在。廣東省博物館藏的石濤《山水》冊上石濤自題七絕云："諸方乞食苦瓜僧，戒行全無趨小乘，五十孤行成往，一身禪病冷如冰。庚午長安寫此。"上海博物館藏的石濤 《六十自濤詩》云："庚辰除夜抱疴，觸之忽慟慟，非一日語可盡生平之感者，父母今生此軀，今周花甲……"后接七言詩，其中有"……白頭懵懂話難前，花甲之年謝上天……。"我們根據(jù)這兩件作品，都可以推算出石濤生于明代崇禎十四年辛巳（1641），這兩件作品都是石濤五六十歲時所作，取的是整數(shù)，按一般寫文章的習慣是可多可少的。近看到石濤《花卉》冊十開一本，其中畫蘭花的一開自題詩云："十四寫蘭五十六，至今與爾爭魚目，始信名高筆未高，悔不從前多食肉。"又畫芍藥的一頁末識云："丁秋十月拈格齋先生句作畫"。按"丁秋"即"丁丑"，即康熙三十六年（1697），上推56年則為崇禎十五年壬午（1642），這才是石濤的確實可靠的出生日期。

又如：約50年前，北京琉璃廠有一幅落款為董其昌的繪畫作品，畫得很好，落款字數(shù)不多，作品本幅十分整潔，所以有人要買。后來有人看出了這件作品的毛病，落款"玄宰"的"玄"字缺寫后一筆，是避清代康熙皇帝玄燁的諱。董其昌死于明崇禎九年，沒有活到清代，因此就肯定了這件作品是清代人偽造的。從以上幾個例子可以看出，文史知識的豐富與否，對于鑒別書畫的真?zhèn)危灿邢喈斨匾闹匾淖饔?。如果文史常識不多，那么，那種改寫的避諱字是不易看出來的，因此也就有可能將作品的真?zhèn)螖噱e。

同時，對于避諱問題也不能僵死地一成不變地對待，有些臨古的書法作品，完全按照原樣臨而不避諱。例如經(jīng)過鑒定確為南宋趙構(gòu)（高宗）所書的《臨古二體千字文》卷，就是完全按照唐人原件臨寫的，文內(nèi)的字均避唐諱（諸如"淵"、"世"、"民"等字均被避諱），而沒有一個字是避宋諱的。
總之，避諱的問題是復雜的，在書畫鑒定中運用避諱來斷代，根據(jù)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，要依據(jù)不同的條件，靈活掌握。

揭裱舊字畫和名人字畫常用的是揭二層，第二層透過來的墨與原作相差不遠，再加以重新填墨、潤色、裝裱、加蓋印章，其神采便會溢于紙外，欺人效果更佳。如北京故宮博物院和沈陽故宮所藏，各有一幅趙之謙《牡丹》圖軸，二者幾乎完全一樣，經(jīng)鑒定才知道，沈陽故宮所藏之《牡丹》圖，是作偽者揭二層所為。用這種辦法“復制”古舊字畫和名人字畫要求揭裱水平很高。如果稍有懈怠，便會弄巧成拙，不但所揭之書畫神采全無，就連原跡也可能毀于一旦，悔之晚矣。

他說的這個意思我明白，
我在九十年代初曾經(jīng)開了個
“店”，不少人只要遇到的蛇或鱉，都送到我店里來。有一年，一個人捉了一條兩尺來長的野灰蛇，說他把蛇牙都拔掉了，要賣給我。開始我不收，他就向我求情，說他從老山前線下來的，鉆貓耳洞受了涼，患了嚴重的前列腺炎，看病需要錢，讓我隨便給點。我心軟了，就收下，順便裝在連衣裙口袋里， 結(jié)果陪客人喝酒時，我的手無意中往口袋一伸，感覺又軟又涼，我忘記是蛇在里面，嚇得尖叫一聲，遂掏出，桌上的客人冷不丁見我手里抓了條蛇，頓時嚇得人馬仰翻。
還有一次，一個農(nóng)婦拿來一個小銅罐，說她在河里掏沙子時刨出來的。估摸店的人肯定收野東西，就給我們提來了。經(jīng)過討價還價，我老漢收了下來。我一看這個小玩意兒，心里竊喜，從造型和銹濁看，是個老東西，后來我了解到，這是個漢代青銅奩。是古人裝貴重金屬的東西。前些年，這個東西的蓋子被兒子涂上了蠟燭液，搞得像濕了一片，影響了美觀。后來我為了除去蠟燭液，用開水燙，用火燒，通過折騰，才知道，真銹是燒不掉，越洗銹越艷麗。